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

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我们的时代早已被效率的疯狂崇拜所主导。在《效率崇拜》中，加拿大政治学家贾尼丝·格罗斯·斯坦以与公共教育和全民医疗保健为切入点，为我们检视后工业社会中的“效率”话题：后工业社会如何成型？社会公民遭遇了怎样的责任困境？

今天，人们对“效率”的痴迷早已弥散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公共生活领域，各类高效工作法与时间管理工具成为都市青年囊中必备之物。譬如番茄工作法、青蛙理论、GTD工作法长期流转于工位之间。离开了工位，进入私人领域，我们依旧无法摆脱“效率”幽灵。刷剧要倍速、做家务要听播客，连餐厅等位也不忘快速回复几条微信朋友圈。 现代人为何如此痴迷“效率”？在新近出版的《效率崇拜》一书中，作者贾尼丝·格罗斯·斯坦以公共教育和全民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为切入点，为我们检视了后工业社会中的“效率”迷思。 斯坦指出，效率的原本含义是“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因此，效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来实现有目的的手段与方式。当效率本身成为目的所在，被赋予固有价值，甚至被认为是公共生活中首要目标的时候，效率崇拜就形成了。在斯坦看来，当下社会对效率的迷信不仅转变了国家角色，也形塑了人们对选择权及公民责任的看法。 以下内容摘编自《效率崇拜》第一章部分内容，较原文有删节修改。
《效率崇拜》[加拿大]贾尼丝·格罗斯·斯坦 著杨晋 译点击“阅读原文”一键购买
原作者 | [加]贾尼丝·格罗斯·斯坦
摘编 | 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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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崇拜：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 对效率的需求比比皆是。在我们的私人生活里，公共生活中，富贵阶层，赤贫社区，要求效率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了确保我不是在想象中处处听到或读到“效率”二字，我装备了一台崭新的高效的电脑，里面配备了一个更高效的全新搜索引擎，借此我在众多广受尊敬的已出版文献里搜索“效率”这个词。1990年关于效率的索引有8527条，到了2000年，已经超过5.5万条。由此看来，在过去10年里关于效率的写作增长了近700%！ 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曾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评估该省高中后阶段教育机构的行政运营情况。最近出台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该省的大学是加拿大大学中行政运营开支最少的。此报告认为，安大略的大学总的来说是高效率的。在哪些方面高效呢？我很纳闷。它没有就这些大学提供的教育质量给出数据，也并未发问，与行政成本相比，大学给予学生的教育该有多好，才能让安大略的学生以及公民得出成本效益高的认知？它并未发问，在哪些方面高效？为了谁而高效？它只看重低廉的核心行政成本，以其为固有目的，并将其定义为效率。 这种把效率视作本身固有目的的痴迷并不限于局部一隅。在与加拿大远隔重洋的索马里、卢旺达、塞拉利昂和苏丹，非政府组织（NGO）正在为数百万流离失所、深陷暴力冲突的人们提供食物、水以及基本的医保服务。最近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的研究几乎清一色地在呼吁他们“做事情”应该更加高效。但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加拿大观察家挖苦说：“比什么效率？要比福特汽车公司效率高吗？还是要比日本交通部效率高？”在不同的人类活动圈效率显然会有不同的含义，衡量的标准是相对的，取决于所处的环境。 
纪录片《美国工厂》（2020） 效率的量度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什么方面有效率？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应对，恢复安全的供水和清洁的饮用水，搭建应急医疗帐篷，预防流行疾病，提供急需的食物，帮助饱受战乱之苦的社区重建非政府组织能高效地完成这些任务吗？它们中的每一项都需要各种统筹安排，需要招纳各类专业人才以及调动不同种类的资源和行政支持。非政府组织在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些地方承担起了本应是政府承担的传统职责，如果我们想理性地评论它们的效率，必须先了解它们想完成什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结合它们所面临挑战的难度和所制定的目标来衡量它们的行政成本。 在了解非政府组织想要完成的目标之后，我们还需要了解它们完成目标的质量是否足够好，效率是否足够高。如果我们只把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成本看作总耗费的一部分很多人作如是观，我们的分析就有谬以千里的风险。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效率的分析法会严重扭曲非政府组织的规划安排，因为他们会被诱使着去降低行政成本，不顾当前任务的难度。事实上，降低行政成本会危及非政府组织在极度危险的环境里安全、妥善工作的能力。不理解非政府组织更大的目标，不理解它们完成任务的好坏，仅仅发问“非政府组织有效率吗？”这无异于截去了一部分重要的讨论内容。 如同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效率的话语不仅渗透了私有的和非营利的区域，也进入了公共部门。在公共领域里，我们越发把自己视作“消费者”，我们的领袖们和我们的公共机构亦如此看待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期望政府和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能高效到位，期望我们的“付出能有回报”付出的可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同样期望就好比市场条件下的消费者一样能对享受到的服务表示满意。市场的话语已逐渐延展至公共领域。 各种案例不胜枚举。最近参议院社会事务委员会敦促工作重心从社会开支转移到“社会投资”上来。该委员会的用词令人印象深刻：委员会成员们尽力描述了一个社区的愿景，强调社会正义对加拿大公民的重要性。然而他们非常刻意地选择使用“社会投资”这样的话语来宣传大都游离于市场之外的价值观。该委员会的报告是以企业家的惯用语和市场的隐喻写就的。 最近有一些对维系公民、 创建社区的社会纽带的分析，其中不乏类似的词汇更替。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公民参与，即公民们聚集在公共空间参与到公共话题里来，是创建“社会资本”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指的是对信任和互惠的期望，这对民主政府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同样，此处的用语让人大开眼界：构建社区所需的密集关系网络成了“资本”，也就是一种可以耗尽或者可以积累，可以高效投资也可以荒废的资源。这样的意象作为公众性情的度量颇有揭示意义：效率语言被用来保卫社会。不知什么缘故，使用市场的语言比使用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语言更容易被人接受。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美] 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 ）著，王列/赖海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如果说关于效率的话语随处可见在私人生活里，在非营利的领域里，在公共生活里，那么作为概念的效率使用的场景则大不相同、内涵迥异。正如前文所说，效率并非新的概念，而是可追溯到古代，那时候市场的重要性还无法与国家匹敌。理顺效率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有助于我们抓住那些仍穿插在公共讨论中的线索。我认为至少有三条重要的线索：效率在客观角度下被视为富有生产力的机器，在主观角度下被当作内心的满足，以及在国家无能为力时，市场发挥效率的可能性。我们当前的效率讨论正是由这三条线索编织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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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效率”：富有生产力的机器 现代效率概念的发端，正逢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兴起和18世纪英格兰商业活跃之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观察了工厂里的别针生产过程之后明确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别针的生产需要18道不同的工序，比如剪线、磨尖、拉直等。斯密计算过，如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所有的任务，他一天最多能完成20枚别针。然而如果把这些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工人，工厂里的每个工人平均每天能生产4800枚别针。斯密揭示了市场和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 市场的存在促成了劳动的分工，其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把分工做到非常细致。一个乡下的工匠可以是马车工匠、房屋木匠、广场建筑工或者是一个制橱柜的、雕木头的，每一件这样的活计在城里都可以成为单独的生意。 斯密并未担心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会影响集体利益。他著书立说于工业革命早期，非常有信心通过市场的作用,即通过那只隐形的手把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和集体利益和谐地统一起来：

我们享用晚餐并非仰仗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善意，而是仰仗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考虑。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自爱，与他们的交流也绝不要谈及我们的生活必需，而应该谈对他们的好处。

 个人的邪恶成了公共的品德。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却能让集体控制个人的过度欲望，提升公共利益。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对公共产品思考的分水岭：公共产品可以通过市场里高效的私有交换来获取。随着工业革命和生产自动化的到来，效率完全地嵌入了公共意识以及公共话语之中。 工业革命。图源网络。 虽然我们把效率的概念和现代生产以及机械时代联系起来，但它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了。在古希腊人眼里，效率是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方式，而不是目的。远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柏拉图已经就劳动分工提出了一个论断，乍一看与亚当斯密的观点非常相似：“如果每个工人都只做适合他的工作，就能完成更多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更加出色和轻松。”不过柏拉图在劳动分工的分析上与亚当斯密的差异性远远重要于他们的相同之处。在柏拉图的理想世界里，根据理性或者说正确思考的推断，每个人的角色都是源自其与生俱来的个体天然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每个人适合某种特定的任务。柏拉图的劳动分工说指的并不是个体参与有效的交换，而是指人力资源的有效组合和使用，以期接近那理想的国度。每个公民通过扮演其在社会上最有效的角色就会变得道德高尚；理性的最高力量决定了每个个体适当的角色，当个体接受了其角色后，社会就极为接近理想中的样子了。在柏拉图的设想中，效率的目的就是道德：效率是政府通过理性而实现的美德，效率的目的就是美德和公正。劳动分工带来的效率概念里内嵌的是一个责任概念，即公民对的责任，对政治社区的责任，以及对公民的责任。效率思考与价值观以及责任密不可分。这个概念与现代的效率崇拜反差之大，没有哪个其他概念能与此相提并论。 三个英语单词，“efficiency”（效率）、“effectiveness”（效益）、“efficacy”（效力）皆来源于拉丁语动词“efficere”。这个词包涵了效率的各个维度，并未脱离大语境而集中在单一方面。“efficere”从拉丁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带来改变，实现目的，产生效果”。只有在现代我们才会把效益、效力和效率分开，必然的结果是我们的公共讨论变得断裂而贫乏。 随着现代科学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对我们自身的可能性的观感，效率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起始于12世纪，延续直至天文学思想勃发的16世纪，那时伽利略对时间和运动的研究为之后把人视作机器的观点埋下了种子。这种人即机器之说与机器的发明和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机器包括机械钟表和印刷机，有着精确度量、标准化且可更换的零部件。 机器的发展和改进拓展了人类可能性的边界，先是要控制，而后要统治自然，并且激活了关于效率的讨论效率能提高生产力，能以同样的成本几乎无穷无尽地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只有一种高效的速度”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精妙的机器神话分析中如是说，“只有一个吸引人的目的地，；只有一个想要的尺寸，；只有一个理性的量化目标，。”机械世界观造就了用来描述可衡量、可量化以及可生产之物的语言。机器越发接近人类，而人类越发接近机器，结果是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新的工厂语言。渐渐地，这种语言满溢出来，渗透到我们对自己、对工作管理的描述里，最终渗透到对国家本身的描述中。《技术与文明》，[美]刘易斯·芒福德著，陈允明 / 王克仁 / 李华山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 19世纪早期人体能量的研究者们认为人是超级高效的机器。德国生理学家埃德蒙·蒙克（Edmund Munk）认为“人体马达”与其他机器相比是“最完整的力学机器”；其他机器热能转化为动力时消耗达90%，而人体在做功时只使用了40%的化学物质。这些19世纪的生理学家指出，在“最省力法则”人体能量转换的内部节约原理的作用下，人体能够达到极高的效率。 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工作的奥古斯特·肖沃（Auguste Chauveau）仔细研究了人体肌肉的工作机制，研究出生理学的“最省力法则”。他认为，收缩的肌肉拥有“肌肉特殊的、绝对完美的弹性……适用于肌肉做功所期望的功能性目标的结果”。肌肉做功的节约性暗含着效率原则，这使得“人体马达”总是能选择“最节约的过程”。这些人体能量的早期生理学研究使用的语言和意象让人印象深刻。人体宛如一台机器，一个人体马达，但是比人类制造的任何机器都更为高效。这些19世纪的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人体内有一个转换能量为做功的高效系统。效率并非外部强加而来，并非异类。我们的效率是固有的、天生的、非凡的。效率是我们的属性；从“我们的属性”到“我们的身份”，这是自然的进阶。  一旦我们开始把人类视作天然高效的机器，就离管理科学当代社会发展的中心环节不远了。科学化管理的根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机械工程师们进行的数学和技术运算。工业革命时期热力机器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赋予效率研究以精确性。工程师开始用“效率”这个词来表述机器产生的无用能量与有用能量比。他们借用早期的物理学法则，把“有用”这个词引入了描述效率的词汇里。“有用性”这个概念里内嵌的是一种价值判断。 与这些早期的机器效率研究并行的是对人体机器的分析。研究人体马达工作效率的生理学家开始了对时间和运动的阐析。他们通过计算每个单位功所需的能量和时间，把功分解成可衡量的最小单位。虽说他们的计算早已过时，但个中原则对今天研究时间管理和生产力的学生而言并不陌生。 工业场所的科学管理带来了新的福音，20世纪伊始时，宣扬这份福音的最著名的讲道者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站在厂房里，手里拿着纸和时钟，观察着工人们，心中笃信每个工人的每个行为都能被归纳为一个机械原理，然后可以提高效率。泰勒认为，更大程度地“保留”人的精力，可以让一个工厂或公司的产出最大化。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更富成效，劳动的成果也可以分享，这样雇主和工人的利益就会趋于一致。卓别林曾在他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里入木三分地讽刺了装配生产线以及工人们受到的压榨。 电影《摩登时代》。 生产力是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岩。生产力高的经济体可以为它们的国民增加、创造财富。比如，在加拿大我们就三番五次被告知我们的生产力比南边那个邻居更低，如若我们想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生产力。但是生产力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研究人体能量的生理学家们肯定会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我们对生产力的思考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不过这两方面都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当某个有用的产出一蒲式耳大麦、一台计算机、一个大学学位通过降低投入而实现时，生产力就提高了。比方说，如果我们采取成本比教师薪酬更低的远程学习技术，为同等数目的大学生提供与先前同样的教育，使用的教师数量却更少，那么大学的生产力就得到了提高。你可能注意到了考量生产力时使用的关键词“同样”。理所当然的，要理解“同样”的含义，而且要对质量进行衡量，这是个隐蔽的却又极为重要的挑战。  如果同样的投入能带来更大数量的有用产出，生产力也得到了提升。同样成本、同样大小的教师团队若能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提供同等质量的教育，其生产力也改进了。同样预算的医院若能治疗更大数目的病人，而且效益等同于治疗小数目的病人，生产力同样提高了。还请注意效益与生产效率的内在关联如果我们不先理解效益就无法理解效率。当人们更充分地使用手里的资源，包括他们的时间，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了工作成果的数量，就提高了生产力。 管理科学考察的是人们怎样利用现有资源，或是多种资源的不同组合，以实现工作成果的增加。时间—运动研究，工作空间的重组，责任的重新分配这些都是在研究现有资源的使用，以确定提高生产力的方法。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研究人体能量的生理学家们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比如他们就饮食和营养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时发挥怎样的作用而进行辩论。他们发问，哪种饮食让工人表现最佳？德国生理学家们的注意力指向了工人饮食中蛋白质的匮乏，他们想知道英国工人含肉和小麦粉面包的饮食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他们卓越的生产力。这个争议最终导致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著名的“面包与土豆” 辩论，当时生理学家们通过计算，得出结论：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应包含大约70%的面包和30%的土豆和蔬菜。他们怀疑，提高面包在饮食中的比重能提高工人的生产力。现代管理传统与这个早期的研究在思想上可谓一脉相承。 生产力概念的发展与效率分开进行，但又紧密相连。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吃更多的食物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上去了，却并不意味着效率就一定会增长。生产效率更为苛求：它要求投入的成本在这个例子里指的是生产更多产品的工人们的饮食保持不变，不过各种投入的混合方式可以改变。如果要保持效率，面包的花费不会比土豆高。或者在一个更为严酷的世界里，生产效率要求生产保持不变，但是工人饮食的成本要降下去。在加拿大，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要求卫生保健部门在提供同等数量的医保服务时削减餐饮成本。 生产效率分析有赖于对完成某一单位生产任务所需资源的成本进行量化、测量以及比较的能力，还有对所完成工作任务的量和质进行测量和评价的能力。测量的任务要求很高，不过如果市场定价可以当作这些复杂的测定手段的替代物的话，测量的任务是可以操作的。价格的比较很容易：我们知道一条面包和一蒲式耳土豆的价格，就能轻易比较其成本。生产效率分析往往会忽略许多未能预期的后果，包括生产的过程以及产出的商品和服务。尽管如此，在生产市场所需的私有产品时，这种评价既可行又能反映问题。当我们将生产效率的概念应用在公共产品上时比如医保、教育、安全的水、良好的政府就会发现，此处的挑战相当艰巨。如何测量和比较柏拉图式高尚居民或者其公正的政府的产出？这恰恰是20世纪初的改革者们奋力尝试解决的问题。 如果效率的概念可以应用于人体机器、工业机器以及工业工人，那么从逻辑上看自然也可以拓展应用在政府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地方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让改革者们大伤脑筋。在教育领域，市政厅政治控制了学校管理者的人选，用于支付给学校建设及教师的资金则是当地政府政治派系角逐缠斗的目标。党派政治以及“首脑控制”控制了教育、市政服务以及城市居民所需的其他所有地方公共产品的议事日程。被这些腐败现象震惊了的改革者们认为，地方政府的无能和失败是党派斗争和机器政治的结果，是错误践行民主的结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一个高效的政府。可别以为我们当前公共生活中语言的市场化是个新鲜事物，或者认为效率语言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市场术语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存在了。 在效率的名义下，改革者们要求由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择优选用的机构提供市政服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提出政治和行政之间应该泾渭分明：虽然当选官员理应在一个民主社会做出重要的政治决定，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却应由专业的行政人员管理。在美国有五十多个城市成立了市政研究局有些是私有的，有些是准公共性的。于1907年创建纽约市政研究局的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曾惊恐地抱怨：“几乎无一例外，所谓的改革政府都强调美德而不是效率！”可想而知，如果柏拉图地下有知，会如何看待这句怨言。艾伦的研究团队会站在路边，观察市政职员们填补街上的凹坑以及设计改善效率的方法。更切题的是，该局的职员们有先见之明地把效率视作责任的必备前提。我们随后会看到，他们没有认识到效率与责任相遇的那片土壤地形的复杂性。 威廉·艾伦 改革者们认为，民主政治需要的不仅是对社会目标的积极回应，更需要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那些目标，即设立择优选用和理性行政管理的机构。改革者们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罗斯福新政期间涌现了许多专业的、择优选用的机构，它们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效率的援用是为了躲避政治，为了使基本公共产品服务去政治化。在择优选用的机构里，理性和效率并行。换句话说，公共服务领域已经成为理性和效率的常驻之地，与天生腐败、低效率、非理性的政治世界隔绝。效率和理性超脱政治之外，这只有依照最高的行政管理标准才能实现。世界各地的政府今天能够为它们的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其中很多项目的开发和执行到位，都归功于这样的行政管理理念。公共产品服务一大创新就是正式预算程序和绩效制度的引入，这是在公共市场创立之前国家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公共市场则是如今后工业国家里正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对于我们中间一部分人而言是不难感受到的，他们生活在21世纪晨光熹微的年代，正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法理型高效政府实验实施百年之后。著书于20世纪早期的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国家与其他所有机构迥然不同，因为它的威压是合乎法制的。在他提出的三种理想类型之一即法理型国家里，合法性要通过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制度才能发挥作用后者的中心目标就是提供自上而下、理性高效、制度统辖的管理方式。“官僚制度”这个词居然与理性和效率发生联系，这在我们这些后工业时代的人听来，就变得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所说，越来越古怪了。 我们当今的讨论已经背道而驰。当代的改革者们指责说，公共领域因其与充满竞争力的市场领域隔绝，而且不受生产效率压力的掣肘，已经成了滋生低效率和非理性的温床。同样的公共领域官僚机构现在已经成为公共产品高效服务的障碍，而不是解决方案。改革者们认为，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政治，不是被特殊利益挟持的或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官僚机构，而是允许公民们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市场。效率之轴从其外在客观标准那里脱离开来，开始转向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们的内在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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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傻瓜”：从内在满足到理性选择 市场是一个社会系统，在市场中的个体通过与他人交换只要这种交换符合双方利益来追求个人利益。比如说，我喜欢冰激凌，但手里只有苹果，而你有一品脱冰激凌却喜欢苹果，我们就可以交换，而且彼此都会更加开心。苹果也许对我来说更好一些，可我真的喜欢冰激凌，这点才是真正重要的。在一个市场里，人们根据自己的定义方式追求着个人利益，用的是内在的标准，而不是外在的。理性的个体增加他们的福利时就会做出高效的选择。所有市场模型的中心理念在于，能做出理性选择的人们之间自愿进行交换，这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早期的个人利益计算是在希腊哲学家们那里发展起来的，彼时的市场栖身于国家的阴影里，而个人利益计算很少涉及交换或商业价值。希腊人享乐主义的演算是边沁式功利主义幸福考量的前身。 18世纪和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们在笔下借用了享乐主义的演算对柏拉图进行挞伐。他们认为政治的中心是利益、快乐和福利，而非柏拉图所说的，福利的中心是品德。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指出，自然以及理性的行为皆由愉悦和痛苦决定。人们总是想着把快乐最大化，把痛苦最小化。这是用效用来替代快乐和痛苦的一小步。后来功利主义者们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任何给人带来满足的目标都包含在内。效率开始向内部转移，对价值缄口不语，对目标保持中立，对方式却滔滔不绝。它对价值缄口不语是因为重要的是我认定什么有价值，而不是什么对我有利；它对目标保持中立是因为重要的在于我的满足感是否增强了，而不在于要达到什么目标；它对方式滔滔不绝是因为在给定价值和目标的情况下，我能否做出高效率的选择，这才是唯一能够评价的。随着话语的转向，我们来到了现代。 
杰里米·边沁 作为效用性或满意度最大化的效率与用来描述生产力增长的效率迥然不同，但两者在公共话语中经常被混为一谈。生产效率需要某些外在的标准如工人们平均每天能生产多少个别针，而功利主义的论断依靠的是内在标准满意度、效用性。也许在我们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大幅度削减了效用。举个例子，以同样的成本我们可以比10年前燃烧更多的煤炭以产生更多的能源，但是因此而来的雾霾笼罩使得乡村的乐趣大幅降低，如果对我们而言乡村的乐趣比生产力提高更为重要，那么效用就被削减了。如此一来，生产效率的增加就是低效率的。用个人利益追求定义的效率概念比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生产效率”要宽泛得多。两者根本无法对等。 这种效用性最大化的概念嬗变为当代的理性选择概念。用以主宰当今人类行为分析的至高设想是，个体有偏好并且一般会做出理性、高效的选择以使这些偏好最大化可以方便地把它们归纳为效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度假时必须在两个酒店之间选择一个入住，我会对我的偏好进行衡量，比较每个酒店可能的成本和优势，然后理性地选择那个最有可能最大化我的满意度的酒店。即便实际上我们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出决定（确实大部分人不会），但这个理性决策制定者的形象已然矗立在市场动力学的核心位置，而且也会逐步地进入我们对公共选择进行分析的中心地带。 事实上，现代对理性的思考已经缩小到对理性选择或曰效率的思考。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尖锐地指出，理性选择模式把人塑造成为“理性的傻瓜”，他们无法在价值观、利益、情感和承诺之间进行甄别。从柏拉图到笛卡儿，没有人会承认这种理性的形象。换言之，效率的令状已扩大至能纳入理性的地步。 《超越功利主义》，[印度]阿玛蒂亚·森/[美]威廉姆斯著，梁捷 / 赵亚奎 / 王军伟 / 李华芳 / 刘云雁 / 李晋 / 黄雄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理性高效选择的概念已经从个体公民迁移到市场里的消费者，再到国家的领导层。无论主题是预防一场核战争还是一次恶劣的种族暴力，学者们都会使用理性高效选择的概念来解释领导者们做出的决定。 如果每个个体都把自己的效用性考虑最大化，社会会变成怎样？边沁的思考直接从个体转向集体我们后面会发现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难题，他把幸福描述成政治之不合格目标。边沁指出：“这个原则表明，对所有那些利益攸关的人而言，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人类行为正确而且合适的目的，或者说是唯一正确、合适以及放之四海皆准的目的，这里指的是所有情况下的人类行为，尤其指行使政府权力的某个官员或者是一系列官员的行为。”对政府的评判可以通过其产出幸福的能力，或者说能否让数量最多的人群将快乐最大化，将痛苦最小化。边沁的结论是，衡量一个好政府的标准在于“其增加共同体幸福的倾向是否大于其削减共同体幸福的倾向”。 与之前发扬亚当斯密思想的前辈们不同，边沁对自由市场为最大数量的人群最大化幸福的能力表示担忧。他承认极端的不平等会抑制幸福的最大化，因为富人从收入的某一幅度增长中获得的愉悦增长远低于穷人们的体验。边沁提出了时至今日非常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说：食用油价格降低当然是通过生产效率得以实现的 的意义对于一个住在最穷困街区的开罗人而言远远大于一个住在吉萨的富商。边沁切中的是效率概念中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只有不再可能通过降低某一个人的满意度来提高另一人的满意度时才能实现集体效率。边沁所提的外部标准到内部标准以及个人到集体的转换的观点在当代效率思考中仍占据中心地位。对个体满意度的强调赋予个体以能力，而第二点个人效用最大化到集体效用最大化的转换难度非常大，而且充满悖论。此类悖论之经典案例就是选举。 除非我在选举这件事上获得了满足，不然的话要我耗费资源去选举站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我的选票是不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除非我在2000年11月的时候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如果我还得翘班去选举站的话，选举就更不可能增加我的生产力。悖论在于，如果所有的选民在效率计算时都这么想，那就不会有人投票，民主选举也会消失。个体有效的以及理性的决定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我倒可以通过精确计算知道有足够多关心选举的加拿大人他们珍视民主以及投票权的行使会去投票站。我待在家里也很笃定，民主能在加拿大存活，我的计算会是对的，我可以乐得轻松。 读者诸君会注意到，如果我重视投票行为本身的话，这些悖论就会消失。还记得吗？如果被用作内在标准的话，效率会对价值保持缄口不语，对目标保持中立。当效率话语影响了公共讨论时，个体对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和集体高效率结果之间的差距会导致公共产品服务出现周期性的严重问题。私有的利益会产生社会成本我待在家里不参加选举，而社会利益则往往要求私人做出牺牲我要缴纳更高额的税，这样我们当地的湖泊才能得到清理，恢复生机。这些“集体行为”的问题只有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才能解决有时候甚至只是得到控制而已。 功利主义者们在谈及普遍的个人利益追求时提出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论断，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我们当代人可能会觉得奇怪，那些功利主义者们居然是激进分子，而且许多人有积极推动变革的政治计划。麦吉尔大学的阿克赛尔·范·登·伯格（Axel van den Berg）有如下精彩评述： 

今天的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到对有些人而言尤为如此，他们眼中的世界分裂成穷苦大众和公司剥削者两方曾几何时“自由”市场的信条也具有如此深刻的属性。但确实如此，而且是刻意为之。在一个自我约束的市场里，只要觉得合适，人们就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毫无被教会或国家干涉之虞……这个理想本来就准备让人理解为一个显著的的信条。

 斯密和边沁提出的普遍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在过去是在现在仍是非常激进的。这些概念的初衷就是颠覆当权派的政治威权。有很多思想家，从亚当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当代对国家的批评者，都把个人利益追求看作遏制那些追求荣耀和光辉的君主、贵族和宗教权力最有希望的手段。伴随着个人利益的追求滋生了“自由的”市场，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指出，这是“能抑制统治者们的独断专行和过度权力游戏”唯一可靠的办法。有些人（比如亚当·斯密）认为留给政府的空间极小，而功利主义者们（比如杰里米·边沁）则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对控制政府的“无生产力”的传统精英阶层进行攻讦。由此开始了一段轻声哼唱的副歌，到了我们的时代这段旋律竟然发展到令人崇拜的高度：效率成了攻击公共产品提供方即政府的暗语。 功利主义者的政治意图还有一个元素，在我们当代人听来也是一个不成调的音符。如果所有个体都有能力追求个人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天然都是公平的。政治历史学家斯蒂芬·霍姆斯（Steven Holmes）睿智地指出：“只有少数人拥有继承得来的特权，但每个人都有利益……所有个体都受个人利益驱动的说法其实就是让普通人的地位普遍化。”任一个体的利益本身不比任何其他个体的利益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更为优越。 功利主义者的这个计划赋予了个体更大的力量，而且对人类的能力高度乐观。普遍性个人利益追求的概念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倘若能获得所需信息，个体就有能力做出理性的或者是高效的选择，或者说，我们最清楚什么对我们自己最有益。我知道在漫长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冰激凌比苹果更好。这种对自我认知的假定显然是论证人类自由、个体责任以及人类媒介与选择的有力论据：它不仅能论证效率，也能论证效力。 无论个体作为个人利益驱使者的概念有多大局限性，也无论这个概念有多少缺漏，它确确实实产生了一种强大的乐观意识和能力意识。个体有能力代表自己以及代表他们所在的社区采取行动，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我们需要这种乐观与自信，我们能在公共产品这个问题上做出该有的判断和选择。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有效力意识。 

本文由《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转载。原作者 ： [加]贾尼丝·格罗斯·斯坦；摘编：王青；编辑：张婷；导语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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